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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五礼碑上的唐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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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6-12-15 08:56:31 |显示全部楼层

    大名五礼碑上的唐宋风
    宋徽宗手迹。将门虎子何进滔没有想到,自己在魏博节度使任上十余年所做的一切,不但得到老百姓的爱戴,还得到了皇帝的褒奖。何进滔于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死于节度使任上,唐文宗诏令工部侍郎柳公权撰文并书丹(碑刻术语,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诏梁王司马元度篆额,为其立“何进滔德政碑”。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主持修编《五礼新仪》,亲作“五礼之记”,并下诏左丞梁子美在北京(今大名)立碑记之,因无碑石,梁子美竟磨毁“何进滔德政碑”,刻《五礼新仪》。于是,一块巨石就和两个朝代有了联系。
    柳公权撰文书丹。年轻时候的何进滔就在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手下听令,随着他多次出讨“叛军”取得大胜,自己也得到封赏。随后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的时候,被自己的手下军士害死。当时群龙无首,有人支持何进滔出面安定军心。唐文宗面对既成事实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封其为节度使。在节度使任上,何进滔还是比较敬业的,使自己的势力逐渐扩大,并且子孙出将入相。而且何进滔治理魏博十余年,老百姓也都安居乐业。为了彰显对重臣的表彰,于是皇帝也找到柳公权为何进滔撰文书丹,《燕魏杂记》记载,大名府留宫门街东,有何公(进滔)德政碑。碑文内容是歌颂何进滔居魏州十余年的德政和功绩的。宋代吕颐浩《燕魏杂记》载,唐代柳公权书画知名,“冠绝当代”。唐文宗曾经赞美柳公权的书法说,连钟旭、王羲之这样的人都不敢说超过他,虽说有些过分溢美,但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是很看重柳公权的书法的。“当是时,大臣家碑志非其(柳公权)笔,人以子孙为不孝。”这块石碑由三部分组成:碑座、碑身、碑帽。碑座是一个巨大的圆柱体,高2米多,周长十一米多,重量达到六十多吨。碑身是长立方体,趴在一个巨大的赑屃之上,高六米多,宽三米多,厚一米多,据称重五十八吨。碑额也是长方体,高三米多,宽三米多,厚一米多,重三十三吨。总的算下来,石碑通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总重量达140.47吨。
    大名无山,当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载重设备,如此巨大的石碑如何竖立起来?今人已无可考。这样从哪一方面都可以称得上一个“大”字的功德碑,据说在当年还有一座巨大的碑楼来保护石碑和柳公权的字。《燕魏杂记》载:“此碑字大,而尤为端谨严重。魏人爱之,碑楼极宏壮,故岁久而字不讹缺。”可惜碑楼早已不存,也不知毁于何年何月,殊为可惜。
    地方官磨石献媚。转眼之间就过了270多年,到了北宋徽宗赵佶统治的时候。据《宋史》记载,这个皇帝是一个治国无能、但艺术才能颇高的人,能诗善画,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书法家,开创了“瘦金体”。元代脱脱撰写《宋史》中的《徽宗记》时,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就是这个诸事皆能的皇帝发布了一个诏令,结果使得先贤柳公权撰文书丹的“何进滔德政碑”毁于一旦。北宋大观二年,徽宗赵佶为标榜自己“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的新礼仪,自称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写下这些事情,现在刻下来留给后人看,并且叫天下人都照此行事。他为此主持编写了《五礼新仪》(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并亲自作序。其实就是按照《仪礼》做为蓝本,根据时代变化需要增减条目,就算是所谓的五礼新仪,说的也是尊卑贵贱、夫妻人伦、君臣父子、邦国乡党。政和三年,《五礼新仪》220卷完成,赵佶颁布天下,并称如果不遵照这些新仪礼会治罪。徽宗为把“五礼”做为一代之制,亲做“五礼之记”,“使之见者有足证焉”。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当时的地方官为了迎合皇帝的爱好,在各地抄写篆刻五礼新仪。宋徽宗时,地方官李新上《乞州郡讲习五礼新仪札》,请求州郡讲习五礼新仪来拍皇帝的马屁,上疏的肯定不止一个地方官,所以宋徽宗一高兴,就有些昏了头脑,下诏命左丞梁子美在北京(今大名)立碑记之。
    梁子美可是一个家世显赫的人物,官至户部尚书,做官经历四朝六十年,两次在大名府为官,期间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劝农桑,缉草寇,声誉不错。有人认为《水浒传》中的梁中书说的就是他,虽然里面的很多事情都是虚构的。但是梁子美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对上迎合,皇帝的命令一下来,哪里能放弃这个机会。可是没有碑石怎么办?他想起了自己辖境的唐代石碑,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写道:“何碑在今(宋仁宗时)河北都转运使公廨(即公署)内”,属于大名府辖境。于是梁子美命人磨掉“何进滔德政碑”上柳公权的字,自己书写徽宗御制的碑文,在原来的石碑上面刻了《五礼新仪》,宋徽宗也亲自篆书题额“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石碑立在北京大名府宫城门外侧,因碑文所刻是《五礼新仪》,所以又称《五礼碑、《五礼记碑》。对于这件事有很多记载。赵明诚在《金石录》中称:“何进滔碑亦云政和中大名尹(即梁子美)建言,磨去旧文,别刻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此都(即大名府)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宏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宋徽宗年号)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金石录》站在书法的角度称:“(田)绪、(何)进滔之事不足道,然以唐贤书法之工,后人所当宝爱”。但碑侧还是剩下柳公权的字迹,是我们今天研究唐代柳体书法的珍贵实物。
    如今的五礼碑。五礼碑,最早竖立在双台村,还有保护石碑的碑楼,不知何年何月倒毁摔成数段。嘉靖年间,大名府知府顾玉柱让人掘出,于是,一代名碑就倒卧在这里。后被转移到大名县城东数公里处的大名县文物保管所碑刻馆(今大名县石刻博物馆)正中,离很远就能看见。正中的五礼碑象是一个参天的柱子,在带给你震撼的同时,吸引着你来到它的脚下。最下面是底座,原来的底座被水泥包围起来。上面趴着一个四肢和身体都很巨大的赑屃,颈部以上很新,是后来补上去的,原来的部分呈土黄色,身上有不少裂纹,以至于很多以前的花纹都看不清楚了。往上就是六七米高的石碑了,也是土黄色,因为断过,所以用铁箍箍着,后面用两根铁柱子支撑着它巨大的身躯。遗憾的是,我们肉眼很难看出碑身上面的字迹了,虽说楷书的碑文每一个字都有十厘米大小。最上面是碑额,上面是八龙戏珠的雕刻,碑额正面是透雕盘龙,两侧的龙头朝下,龙嘴和龙爪细长。最醒目的就是碑额上面宋徽宗赵佶篆书的“御制大观五礼之记”八个大字,距离十数米就能清楚地看见,据说上面的字迹确属赵佶手书。
    手记。一块巨石,本来并不出奇,只是因缘际会,先后与一个书法家和两个皇帝产生联系,就因此名垂史册。今天,我们因为柳公权的字迹湮灭而叹息,但蔡京虽然书法精美可是后人爱其书而薄其人,又当如何?千年的石碑不过是一个历史载体,我们透过它,看到的不应仅仅是字迹,而是这些字迹后面的人。
    (赵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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