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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朝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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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6-12-27 14:50:3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大名 于 2016-12-27 14:56 编辑

                                                                          试论唐朝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
                                                                                                       作者:魏璐璐  转自大名纵横网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藩镇割据与南衙北司之争、朋党之争一同成为唐朝后期主要的政治危机,直至黄巢起义,唐朝灭亡。因此,探讨唐朝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对于唐代藩镇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无疑是必要的。
        一、唐朝藩镇的基本情况
        《新唐书・方镇表》共列藩镇42个,实际上远不止此,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供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还有淄青镇等藩镇也多效仿河朔三镇,割据称雄,专横跋扈。
    河朔型藩镇公开与唐中央对抗,被称为叛镇。除叛镇外,其它藩镇可分为三种类型:(1)中原型藩镇:主要有汴宋、武宁等镇。从地理位置来看,控扼河朔,屏障关中,对河朔叛镇起防范作用,所以在这里驻有重兵。河朔镇叛乱,唐政府主要从中原藩镇征调兵马进行讨伐。唐政府从东南地区剥削的财富,须经过武宁(治徐州)、汴宋、陕虢境内的漕运线运抵关中,所以中原型藩镇还负有保障唐中央财源的重要作用。(2)边疆性藩镇:西北主要有凤翔等镇;西南主要有山南西、西川等镇。主要是为了防遏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设置的。(3)东南型藩镇:主要有浙东、浙西等镇。东南地区养兵少,军费低,地方税收大部分上供中央,是唐王朝重要的財赋来源地。以上三类藩镇虽大体还服从唐中央的政令,割据性较弱,但有时也与唐中央兵戎相见,发生叛乱。
        二、唐朝藩镇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
        唐朝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的,所谓“安史平而方镇之祸方始。”(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八《兵制三》)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唐朝藩镇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一方面与藩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享有的种种特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与中央的微妙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
        首先,政治方面,藩镇割据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节度使的职位也是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一般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如魏博、成德、卢龙三镇节度使前后凡五十七人,唐廷所任者仅四人,(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268)其余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偏裨擅立。
        其次,经济条件方面,本来唐朝的边镇多进行屯田或营田。这种屯田或营田的土地是封建国家的土地。以后节度使多带度支、营田使,而节度使的财赋,像河北诸镇,不归唐朝中央掌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些屯田、永营田的土地事实上就成为节度使所有。如幽州节度使所朱滔,使部下刘怦“广垦田,节用度”,(《新唐书》卷二一二《刘泙传》)这些屯垦的土地,就是为幽州节度使所掌握的。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稹,唐朝欲调他为淮西节度,他上表说“臣去秋种的麦,请待收麦毕,赴上”,(沈昫.旧唐书卷———四《来稹传》)结果是推辞不去。可以推测,来稹在镇一定掌握了大量屯田或营田的土地。节度使不但掌握着大量屯田或营田的土地,而且自己还有大量的土地,是大土地私有者或者是大庄园主。为了维持本镇庄园主对农民的剥削利益,不让唐朝中央或他镇染指,因而这种地方割据的藩镇军阀得以维持并发展起来。并且,藩镇掌握了本镇财政权,在本镇内经济、财政上有自己的一套,赋税完全不交到唐朝中央去,这首先其余河北、山东诸镇。《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说:“[承嗣]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成德镇的李宝臣,也是“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卢龙镇的李怀仙,也是“供赋不入于朝廷”。(《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宪宗时,虽曾暂时削平藩镇的反抗,但藩镇仍专擅财赋。《旧唐书》卷一六五《殷侑传》说:“自元和末,收复[李]师道十二州,为三镇,朝廷务安反侧,征赋所入,尽留赡军,不入王府。”可见藩镇节度使一直是专有本镇的财赋,形成财政上的独立状态。既然藩镇代表着本镇大地主私有者的利益,代表着庄园主的利益;并且,节度使又完全掌握着本镇的财赋,不想唐朝中央上供,形成财政上独立状态,这就造成藩镇割据的物质条件,使藩镇割据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藩镇割据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节度使握有一支强悍的牙兵。安禄山召募番落健儿为曳落河,养以为假子,事实上就是牙兵。以后田承嗣在魏博镇养兵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衙兵就是牙兵,当时的的牙兵是十分强悍的,如《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对魏博镇牙兵的强悍,就有很好的说明: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招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娇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俞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
    这种牙兵,就是地方上强宗豪族的子弟兵,他们一方面是节度使的牙兵,是藩镇割据的核心武装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们代表着本地区庄园主的力量,要是节度使违背了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了。因此,形成“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情形。(《新唐书》卷五零《兵志》)。
        藩镇割据的第四个重要原因,就是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唐朝的藩镇之间因其“势同患均”利害一致,“邻道平居或相猜忌,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四年七月)所以结成了稳定的政治军事联盟。比如德宗朝的“四镇之乱”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表现,建中年间因李惟岳擅承力宝臣节度使之职,李纳擅承李正己节度使之职,唐朝不允,于是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纳、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四镇联合抗唐。梁崇义、李惟岳虽败死,接着卢龙朱滔称翼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魏博田悦称魏王,淄青李纳称齐王,四镇又联合抗唐,而以朱滔为盟主。唐朝讨伐无功,唐德宗只好下赦令,四镇因去王号,名义上归唐,事实上仍各据一方。不久,淮西李希烈又自称楚帝,唐发兵进讨,调泾原(甘肃泾原县)节度兵东下,路经长安,唐朝以粗粝饷军,激起泾原兵变,攻入长安,拥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国号为秦(后改为汉),德宗逃至武功。唐费去很大力气才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但各处藩镇的割据,唐朝依然无法打平。宋人孙甫说:“德宗尝以魏博叛逆,遣将讨之,凡至大乱;宪宗又以镇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盖三镇相为势援,复结河南叛臣,胶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唐史论断》下:《李绛料魏博事势》)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河朔诸镇之间的联盟与其长期割据的关系。
        最后,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还在于:诸镇不否定中央统治的政治态度,这样就使诸镇避免了与唐中央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如德宗朝“四镇之乱”时,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分别称王,但仍尊唐中央为正统,而朱泚在长安称帝,却是企图取唐而代之,所以唐廷宁可赦肇乱的河北而讨朱泚。兴元大赦,对田悦等“待之如初”;对朱泚则说他“大为不道,弃义灭恩”。(《陆宣公集》卷一《奉天改元大赦刺》)态度极其鲜明。
        三、唐中央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
        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唐朝中央为什么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因此,不仅要分析藩镇方面的各种割据条件,更重要的还应该深入研究唐朝中央在逃叛中的各个环节。
        首先,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力求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新唐书》卷二一零《藩镇魏博传序》)使安史降将摇身一变成了由中央任命的地方节度使,朝还对内地掌握兵权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造成了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大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载:“怀恩私欲树党,以固兵权,为保怀仙可用。代宗复授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节度使,与贼将薛蒿、田承嗣、张志忠等,分河朔而帅之。既而怀恩叛逆,西藩入寇朝廷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百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朝廷细集,姑务怀安,以是不能制。”所以藩镇割据,首先起于安史降将。而且,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零,《兵志》)的严重局面。例如四镇之乱时来稹、梁崇义的相继节度山南东道,侯希逸、李正己的先后霸占山东,李灵曜的占据汴州,甚至在长安附近的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也抗拒唐朝命令,并且大言说:“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皇帝》中之上)可见藩镇的跋扈,不仅是安史降将所领的河北诸镇,并且替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内地节度使,也据地自专,嚣张跋扈起来。
        其次,军费开支地方化、对东南财赋的过分依赖以至中央无雄厚且灵活的财政力量。也是唐中央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之一。在安史之乱以前的租庸调时代,全国财赋由中央统一调配,安史之乱却完全打乱了唐朝的统治秩序,战争期间,唐中央自身难保,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和调拨衣粮来供应所在作战军队。因而至德元载朝廷下令:所在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从而把军费的筹集一下子推给了地方。比如大历三年,马璘在泾原,军费不给,其解决办法并没有“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三年十一月)而是让他“遥领郑颍二州”。(《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一》)郑颍距泾原甚远,遥领的目的也就是使军费自供。这就体现了军费开支地方化的原则。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尤其是两税法施行后,唐朝两税的收入,几乎全部落在江南八道的人民身上,故《唐会要》卷八四《虎口数杂录》说:“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颌、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只户,四分有一。”正因为唐中叶以后的赋税主要限于东南诸道,对悬远的东南财赋得过分依赖,才使得唐廷的财政周转缺乏灵活性,漕运稍梗,顿即会陷入全面恐慌。如德宗时期,山东藩镇曾派兵到运河要冲甬桥“令兵守甬桥、涡口,江、淮进奏船千余支,泊涡下,不敢过”。(《旧唐书》卷一五二《张万福传》)唐德宗赶快派兵援救。宪宗时,并因甬桥一带是运河要冲,特制宿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九说:“宿州,本徐州符离县也。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以其南临汴河,有甬桥,为轴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是以蕲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符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宿州”。宿州的设置,益见两税法实施后唐朝对运河的重视。因此,正由于唐中央无雄厚的财政力量,才使得平定叛乱割据终因“财尽力竭”而屡屡草草收场。
        再次,军队外重内轻,也是唐政府无力消除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唐前期中央禁军很少,而且当时府兵和募兵都是受中央严密控制的耕战结合的军种,不会形成地方军阀势力,因而尽管中央没有强大的常规部队,也不至于尾大不掉。
    开元以后,边疆的募兵队伍渐增,但中央的军队却没有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有所变通,外重内轻问题于是显著起来,据统计,当时藩镇驻军再加上其它边地兵力达49万,而京师和内地兵力总共才8万,不到边镇1/6,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战后边疆与中央皆宿重兵,保证了内外局势的平衡,但是由于唐朝中央仍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所赖以维持均势的,是各个藩镇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象宋代那样有一支中央掌握的强大禁兵。它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那些骄横跋扈的地方军将,而这些地方军是以骄藩叛镇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他们在讨叛战争中必然是观望不前,不肯力战。李吉甫说:“中兴三十年二兵未戢着,将帅养寇藩身也”。(《新唐书》卷一三六《张伯仪传》)可谓洞察其中就里。
        最后,唐朝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争的严重干扰和牵制,也是不能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肃代之际,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及皇权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曾大大影响到唐廷对安史旧将的处置,并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如当史朝义邺城败退时,唐朝用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仆固锡父子为大将,率兵追击,怀恩父子和唐朝朝廷间有矛盾,为了养寇固位,接受了安史部下许多大将的投降,并且,表请这些降将就地担任本处的节度使,也就是将安史旧部的残余力量都保存了下来。而且在德宗时期还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等军完全交与宦官主管。《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说:
    “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负,分掌禁军。以文昌、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
    此外,中枢政局内部的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所谓“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政治角逐对讨叛战争的恶劣影响。元和以后,牛李两党勾心斗角、南衙与北司相为水火,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化、激烈化。唐廷已经为这种无休止的纷争弄得精疲力尽,自顾不暇,根本谈不上消灭河北藩镇。文宗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从侧面说明了党争对藩镇割据的影响。
        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连年战争,使人民横遭兵祸,生产受到破坏,兵饷赋役也日益繁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各地节度使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更是增兵冲饷不止,加剧了统治阶级同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到宪宗时,唐朝改行两税法,财政收入增加,“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杜佑.《通典》卷六《赋税下》)并且由于一再整顿漕运,通过运河从江淮转运了大批钱财,唐朝中央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打平藩镇的物质条件,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略有改革,贯彻了打平藩镇反抗的政策,因而先后平定了四川的刘辟,浙西的李崎,淮西的吴元济,淄青的李师道;就是河北三镇也展示归顺,藩镇嚣张割据的气势暂时敛迹。此后中央与藩镇间的斗争从未停止,直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才开始扭转藩镇跋扈的局面。北宋在后周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接触藩帅兵权,并施行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的措施,藩镇割据的局面才最终结束。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3]张国刚.试论唐代藩镇的类型划分与动乱特点[A].研究生论文选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4]乌廷玉.隋唐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5]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8]张仁忠.中国古代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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